执大象
 
作者:程彬
 
 
 
大象,真的是无形的吗?
 
 
在出土的郭店简《老子》,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北大简《老子》,这四种最早的抄本中,都没有出现过:大象无形。而只有:天象亡坓,天象无刑两处。可知最早的抄本为天象,而不是大象。
 
 
华夏文字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表意图案抽象而来的,所以叫象形文字。既然文字有象有形,这华夏文明之大象又是什么呢?
 
 
 
儒,中庸则形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
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庸中和)。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
 
 
 
 
中庸,为孔子之孙的子思而作。最能代表儒家思想核心,是博大精深又倍富激情之作。但在当下却被世俗化的理解为庸庸碌碌之意,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中者,至本至高至大至正。庸者,和也诚也理也常也。中庸者,致广大,尽精微,极高览明,温故知新。唯中庸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人认为华夏文明至高至远,能为天下之中心,就把这片土地称为中国。中庸就是中国之形象!
 
 
李白即中庸者。“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可谓广大。“秋浦锦驼鸟,人间天上稀”可谓精微。“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可谓极高而明。套用崔颢《黄鹤楼》韵律作《凤凰台》,可谓道问学,温故知新矣。在《行路难》中面对金樽玉盘而投箸不食,为抱负之路的艰难而悲愤。而孔夫子为人生之追求被困陈蔡,7日无食。他们的精神何其相似!杜甫一生为低级官僚,茅屋难挡秋风,驱竖子摘苍耳;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却仍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的衰落感到悲伤;以至诚而写诗,化平凡为神秀;精益求精,只见其进,未见其止;终成诗圣,名垂千古。非鸿儒而不能为也。而不管东西方诗人,非至诚不能成就大诗人。而往往大诗人,都以独特的形式美为根本,这可比喻为诚则形矣。
 
 
而中和呢?兰波和视觉听觉味觉之通感。金斯堡和智者与嚎叫。博尔赫斯和深沉与幽默,和典籍与荒诞。艾略特和开始与结束,和陌生化与传统。帕斯和玛雅文明与西方文明。此乃致中和,万物育焉。所以中庸为诗人第一大要务。
 
 
 
 
 
道,抱一为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 以己为万物经。【太一生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霝;浴得一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马王堆)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老子】
牝常以静胜牡。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老子】
 
 
 
太一,就是北极星或北极之神。在古人朴素又理想化的宇宙观里,太一就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可再分的“一”,万事万物都由它创造。太一也是宇宙不动的轴心,一切事物围绕它旋转。所以圣人追逐这宇宙的主宰,这就是抱一。但太一的概念并不是道家独有,《孔子家语 礼运》中这样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这就是天命。每个诗人都有“天命”,这个“天命”是来自社会的。诗人所秉持的主义,风格和文学观,以及它们在社会和文学史中的价值,再加上他身处的时代,构成了诗人的“天命”。古今中外,没有大诗人不谋求这个“天命”的!曹植说:知命复何忧,所以他是大诗人。

 
 
太一创造万物,而天门是天地之根。天门一开一合,若雌若牝。唯雌牝能处下,是以成谷,海纳百川。而太一又藏身于水,于是低谷比高坡更能保存太一之水。就如同诗人,面对母语,面对文明的传统,面对历史与经典文献,即便有高傲的个性,也要保持低下的身段。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吸收传统的精髓,融汇各种风格与流派,才更能体会和表达母语的神韵。李白汇胡汉之血统,融儒道之精华,合古今,交雅俗,兼各种诗风,仗剑执书,为千古一人。而杜甫忧落宋玉泪,醉饮八仙歌;咏物惊飞鹘,抒怀凌岱岳;瘦马嘶北征,三吏叹三别;寒衣催蜀地,白帝悲相祠;秋风茅屋破,沙鸥酒杯浊;洞庭浮落日,一系关山情;兼并天下之风格,苦心经营,语不惊人死不休,令人难望其项背。诗仙诗圣都做到了守雌为天下溪。做诗人不学他们岂不妄为诗人?

 
 
抱一守雌,便是道家的形象。更是成就大诗人的必由之路。
 
 
 
 
 
易,乾坤直辟

 
乾,天也,阳物也。坤,地也,阴物也。【系辞下】【说卦】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系辞上】
牝牡之合。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圣人象之。【系辞上】

 
易者,象也。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系辞上】
圣人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系辞上】
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言乎变者也。言天下之至动,不可乱也。【系辞上】【系辞下】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观其会通。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上】

 
《易》者、变也。周易,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变化的深奥的认知。古人认为世界是变化的,天与地在互动,如果不顺应天地的变化,就会招致灾祸。那么天地是怎么运动的呢?古人认为,天静的时候也在徐徐地抟动星群,天动就是流星笔直划过天际,或陨石垂直地坠落到大地上;而大地安静的时候保持合拢,一旦地震大地就会裂开;这是对动态世界的朴素认知。在天地的互动中会出现很多现象,观察这些“象”,可以预测事物的发展。所以人们用蓍草设卦,这就是六爻,来模仿天地的互动,预测未来、解释经历。而六爻摆成的图案就是表示变化的纹。所以孔子对易相当迷恋,他说:“假我数年,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 孔子世家】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曾经的互动,比我们能想象的更惊人。约公元前1600年,位于地中海的米诺斯火山爆发,这是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最大火山爆发,不但直接导致了古希腊的祖先米诺斯文明的衰败,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夏王朝的覆灭和商王朝的建立。而14世纪发源于黑海沿岸的黑死病,被蒙古人传播到整个欧亚大陆,间接导致了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元帝国的覆灭,以及欧洲文艺复兴的诞生。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引发的“哥伦布大交换”中,让原生长在美洲的玉米,番薯,番茄,土豆等作物开始在全世界种植,这些作物的种子被传教士或国外使节带入清朝,让清朝的人口从1.5亿爆增为4亿。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不知世界的变化,没有国际化视野,导致的王朝覆灭的教训是惨重的。南宋偏安自守,终被强大的蒙古,以蒙古、契丹、北方汉人和中亚色目人组成的混合联军击败,令华夏蒙羞。满清短视,以为坐拥汉蒙回藏,就可以保亿万年丕丕基业,终被强令行跪拜礼的欧洲列强瓜分,陷中国于绝境。

 
 
但华夏文明自身从不拘泥,从不抱残守旧。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汉语顺应时代之变。汉语拼音化,更容易学习;汉语简体化,更容易书写;白话文不但简化阅读,还更有逻辑性、能表达更精确的意义;白话更适应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之需要。但就历史发展来说,汉语的简化会阻碍人们对传统的理解;异化传统的含义;使现代人和古代割裂。所以自新文化运动伊始,否定传统之声音就不绝于耳。此谓每个变革都有优势和劣势。纵览世界,没有强国不重视知识之普及,而往往强国都更重视自己的文明传统。所以为何不让白话与文言,做牝牡之合。白话生于文言,文言亦为白话;以简体之形宏繁体之意境。这才是变中之变,通外之通。

 
 
只追上世界的变化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开创未来。只有那些熟悉过去的演变,又敏锐察觉当下,把握时代走向的大诗人,才能做到前无古人。曹子建曾给从女娲到神农、从汉武帝到班婕妤等历史人物都专门写有赞美诗,可算详熟历史,又集汉代老黄与仙道传统、与魏武霸业之豪情,终开创气宇轩昂、婉约华美之建安风骨。李太白,早年跟随赵蕤学习《长短经》,宗儒道兵法之经验,详悉自战国到两晋之历史,一身纵横气象,终将古风发展到前无古人之气势。白居易早年著有《策林》,将《左传》、《周易》、《史记》与历史、经济、兵法融会贯通,典型政治家级诗人,这才上讽长生殿,下怀卖炭翁,将乐府发展到全新高度。而象艾略特集《圣经》、《荷马》,《神曲》,莎士比亚之典,将西方文明融会一炉,终写成《荒原》恐怕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越钻研过去之精深,越能领悟未来之宽广。

 
 
今天世界互联互通、瞬息万变,此消彼长。今天世界是平的,多元又一体,开放又融合。谁能更早的把握世界的变化,谁就能把握世界,从而开创新格局。易,就是中国理解世界变化的形象。一个诗人不知语言之变,不知文学之变,不知世界之变,只能庸碌无为,终被时光淘汰。
 
 
 
 
 
甲骨文,华夏之兆

 
人怀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在形体之中,神明是矣。一身之神,在胸中为思虑,在胸外为兆数。夫人用神思虑,思虑不决,故问蓍龟。【论衡 卜筮】
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苇藁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 【论衡 卜筮】
龟,阴之老也。蓍,阳之老也。龙非水不处,龟非火不兆。以阳动阴也。。。卜,赴也,爆见兆筮也。【白虎通德论 蓍龟】
摓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史记 龟策列传】
 
 
甲骨文,是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现代汉字由甲骨文演变而来。事实上,兽骨更方便文字的契刻和行文,而龟甲则代表深刻的哲学内含和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今天我们说甲骨文并不旨解释它的占卜的功能,而是它使用的媒介,它构成的过程,兆纹的状态,都表达着复杂而深刻的象征意义。

 
 
古人认为:人用精神思考,实际上是人用体内的做为天地之气的神明在思考;神明无处不在,所以兆与思想是可以对应的,这就是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之所以用龟甲,而不用猪羊之骨,则是龟比大多数动物的寿命都要长久,那么龟所集的天地之气的神明就更多,卜之才灵验。当我们再仔细观察龟的整体形象,就能发现:龟背如苍穹,腹如大地,代表世界天圆地方。龟的四肢如四根柱子,支撑天空与大地。龟长寿,代表时间。龟为龟龙麟凤四灵之首,代表神明。龟的头部伸缩如男根,雌龟的繁殖力很强,代表雄雌男女。龟腹甲的花纹,如江河交错,可能代表领地范围。而龟腹甲的花纹呈放射状、左右对称,代表人体的对称,似乎还有人体经脉和大脑左右半球的含义。所以用龟甲做为占卜和契刻的媒介,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即把预兆和解释的文字,契刻在整个世界的象征上。

 
 
龟卜的过程极为细致复杂,要通过用,衅,攻,钻凿,命,灼一系列有严格规范的行为,才能得到兆纹,这表现了先人对命运和存在的深刻叩问。兆纹,又可通过钻凿和灼龟的过程而加以控制,这似乎说明先人认为祸福凶吉即不是偶然而随机产生的,却又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显示了对存在过程的理解与把握。兆纹,以龟腹甲纹图案为走势,兆干与龟甲中央的“千里路”平行,兆枝都指向腹甲中央,兆纹整体呈左右对称状,预示了华夏文明的对称特点。而兆纹越笔直越平坦就表示吉,反之兆纹回旋、分叉,折返就表示凶,这似乎就是抽象和形象化的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的图案。最后将作为占辞的文字,沿龟腹甲纹规则的带有对称性的分布在甲骨上,有的契刻在兆纹旁边。这表明先人视文字、兆,龟甲为一体。没有象征世界的龟甲,兆与文字就没有载体;没有兆纹,文字与世界(龟甲)就无法沟通;没有文字,兆纹在世界(龟甲)上就没有意义。

 
 
“卜”字的形象,就是兆纹的象形化。它由一竖一横两个裂纹交会,是否就比喻文明的融合。当我们用一种文明整合的视角去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晰的发现,为何诗歌到宋元明清,反而不如春秋汉唐有质量。中国由于南北地貌气候差别,就发展出两套文明风格。以《诗经》代表的北方文明,像平原一样空旷、带有时间的永恒性,和史诗的悲剧感。而南方的《楚辞》则带有南方密林山水的忧郁委婉,神秘感和感受的个人化。而到汉代就将这两种风格加以渐进发展,期间五言七言因乐府诞生,到建安时期确立为五言传统。到东晋又将这新的传统带向南方,被南方风情再渲染,由恢弘转向恬淡,这一变革的代表就是陶潜。而随后进一步南方风情熏韬,则发展出典雅细腻的梁朝宫体诗风格。于此同时北朝民歌则延续了北方诗歌粗旷和奔放的特点。这期间佛教进出中国,被华夏文明吸收,给华夏以新的创新元素。这一切因隋唐的大统一,迎来了大融合。而唐朝又创建安西都护府,让华夏文明又融入了西域的风情和中亚文化。甚至当时长安还有为欧洲基督教的分支景教开办的“罗马寺”。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壮举,那就是玄奘一个人偷渡出唐朝,耗费16年时间去印度并带回600余部佛经。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唐代出了如此众多的诗人,写出了如此高质量的诗歌作品。那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大融合!

 
 
让我们再看看宋代以后这条崎岖的“兆纹”吧。首先在唐后期灭佛,而宋开国就失去西域控制权,丝绸之路也被西夏截断。环顾宋四周,西夏,契丹,金都通过吸收中国文明、汉化来发展自身,两宋在文化上只有输出没有补充,不得不走上了文明重组的路线。以儒学整合道教佛教,逐渐失去创新活力。两宋诗完全可算做晚唐风格留下的“长尾效应”,期间有所波澜也是沿唐代既定风格延续,终渐行渐淡、趋于琐碎。元朝是一个短暂的朝代,但广阔的疆域令汉语诗人感到了豪情,诗风也开始向唐代回归。明朝朱棣篡位,将大儒方孝孺及其追随者满门抄斩,几乎摧毁了一代文人,直到明中叶才开始恢复。后实行海禁,嘉靖年间竟关闭嘉峪关,自断与西域之沟通。明代诗歌继续提倡复古,恢复魏晋汉唐气象,再次证明明代缺乏与新文明、新文化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只好以开历史倒车的方法借鉴,也委实难得。虽明末也有利玛窦来中国传教,但为时太晚,李贽作《焚书》,可以视为这一表征。而满清虽打通西域建省,但只将其做为看守中原之樊篱,不让汉人进入;虽有传教士不让传教,但令其做宫廷画家为消遣;虽目睹世界之变革,但仍然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清代诗人推崇“性灵说”,但也是在唐宋诗风间徘徊,无实质性发展。而一旦清廷之钳制因1840年中英战争松动,执基督教义的洪秀全,就以拜上帝会在1851起义,可见中国对西方文明吸收之迅速,对新文明交融之渴望!

 
 
今天中国和世界就像两条“兆纹”交会到一起了。这一过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不断加速,不断深化。虽然其间被战乱打断,或被意识形态的运动阻碍,都无法逆转。中国的当代诗歌也因此而彻底改变。但在当代诗歌中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继承,和真正的东西方融合性创新依然不足。是否由于长时间的教条化思维,让我们不知所措;还是我们的魄力不足,不敢越雷池一步呢?今天,我们有了大量出土文物和简帛,我们也有了西方各种新的理论为工具。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奔向复兴传统之路,以更开放的思维,更广阔的视野,把华夏文明的核心儒、道、易移植进世界的“天下”中,让它们立足当下,再次放射出恢宏的智慧的光芒。

 
 
甲骨文,就是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共存和交汇的形象。它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长久地凝望,深刻地思考。
 
 
 
 
 
 
 
诗体,象数之文
 
 
 
中国的标准古诗为四言,五言,七言。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这是非常奇特的文明现象,可能为中国所独有。为什么一定要写成这种样子呢?应该说它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哲学与文明含义。这个内涵应该隐藏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如果我们理解了《诗经》为什么是四言的,那么我们就理解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大多数学者用音律来解释,四言就代表四声和押韵。我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周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那“四言”是不是用来“尽意”的“象”呢?那“四”这个数字,在周代都有什么“意”呢?
 
四极: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尔雅释地》
四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尔雅释地》
四海: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尔雅释地》
四夷:北狄,南蛮,东夷,西戎。
四星: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论衡》《物势》
四岳:东岳 岱 ,西岳 华 ,南岳 衡 ,北岳 恒。《左传•昭公四年》
四岳:四岳,即上 羲 、 和 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尚书•尧典》
四时:春、夏、秋,冬。或日月星辰
四圣君:尧,舜,汤,武。《邓析子》《转辞》
四乱君:栗陆氏,宿沙氏,夏桀,商纣《邓析子》《转辞》
四乱君:夏桀,殷纣,周厉王,周幽王。《吕氏春秋 当染》
舜目重瞳,文王四乳,苍颉四目。《论衡》《骨相》
四灵:麟,凤,龟,龙《礼记礼运》
乾有四德:元、亨、利、贞。《易经》《乾》
易有四道: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经》《系辞上》
爻有四象:少阳、老阳、少阴、老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系辞上》
四声: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仪礼》《既夕礼》
四笾:枣,糗,栗,脯;《仪礼》《既夕礼》
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周礼》《冬官考工记》
另,还有四方,四廓,四表,四维,四关,四境,四塞,四望,四肢,四脉,四脏等等说法。
 
 
通过这些词语,我们可以总结出“四”,即代表空间:领地的范围,地上的山岳,远方蛮荒之地,天上的星辰。也代表神明和灵兽。四时表示时间。而那些贤能与残暴的先王象征了历史。四周的野蛮人显示着天子在大地中央的优越感。太极分为四象。语言的韵和音律则是四声。四豆、四笾表现了礼仪之邦的文明。而出行有“四牡騑騑,周道倭迟”。那么这一切难道没有内在的联系?难道这不是在显示宇宙的秩序吗?也许古人认为把握住了这些数字的联系,就能把握住世界。“四”构成了那个时代理解世界玄机的“钥匙”。对宇宙、国家与人生的认同感,被统一在“四”里。或者让我们回想在甲骨文中,文字就是契刻在龟甲这世界的象征上的。而这“四言”是否也构成了“天下之象”呢?“四”就是能表示天地规律的数字,而“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或者再让我们想像一下,你座在大地中央的席子上,面前摆放着四俎、四豆和四壶;俎豆上堆着美食,它们以四样一组排列;你的左边站立四个仆人,右边也有四个仆人,你的前面有四个乐人在弹瑟吹笙;你抬头想到天上有四颗大星,你低头就想到四种灵兽,你环顾四周想到四方,四岳,四海和四荒之外的四种蛮陌;你唱着《诗经》里四言的诗句,想起四个圣君、四个暴君组成的历史;你是否会感觉到“天人合一”和你的使命感,是否能感到在“太一”之下,周朝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和典雅?这是否就是孔子一心想恢复周礼的原因?
 
 
让我们再想一想周代的纳言和采诗制度。因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你的诗如果只反映你居住的邦的风情,就叫《邦风》。你的诗被邦国采纳,也不需要你署名。因为你也是你邦国的一部分。就算你在诗里讽刺了一些邦内的现象,也不为过,因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果你的诗讨论的是天下大事,就叫《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但颂是不能乱写的,“颂者,美盛德之形容”。《颂》,只有在宗庙祭祀中才能用到。而在射礼和燕飨中,诸侯聆听着《雅》。在乡饮酒礼中,人们闲歌着《邦风》。那时诗与歌还未分开,大夫们和歌而唱;在恢弘的音乐,文雅的礼仪,盛大的仪式,代表地域性文化宣誓的诗句,象征天下秩序和“克己复礼”的“四言之象”中,庞大的周朝,弥合成一个整体。诗歌不但显示世界的秩序,也是周朝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政治也要效法于天。

 
 
所以说这四言的“数”,就是 “为尽其意”所立的“象”。这“象”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象”就是古老的“天人对应”的宇宙观,地域与自身的认同感。天圆地方,这方形的诗歌就是抽象的大地,显示了文明在版图上的文化印记,它就是中国对天下的理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武帝一旦确立了“独尊儒术”就开始向四方进军。因为如果你不扩展疆域,你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你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你又怎么能屹立在“天下的中心”?与此同时他命令朝廷设立了乐府,恢复周代采诗制度,五言七言诗就此诞生,这不是偶然的。唐代无疑是中国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无疑是那个时代可以感知的“天下的中心”,所以代表华夏文明的诗歌发展到了它的顶点。宋代并不衰落,尤其是经济局面可以说为中国历史之最。但再好的经济,也无法挽回华夏神话里,中国做为“天下的中心”的地位的滑落。那些契丹人,金人再也不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一样好对付了。宋失去了“天下的中心”的精神,它便走向了世俗。宋词回到了音乐中,就像周一样,宋或许想用这种方式再次找回秩序,又或许只有世俗的词乐,才能安慰诗人内心中丧失了华夏神话的悲伤。实质上自宋代开始,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超越了中国古文明对世界的理解。但由于地理与科技的局限,中国没有能够与西方真正对接,直到19世纪末的到来。所以说中国诗歌的传统,即那言外之意的“象”,标志着中国的古代诗人都是国家主义者。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中国古典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这些字数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这些“数”背后所表示的“象”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 “象”与“数”是统一的,“象”是宏观,“数”是过程。“数”表现“象”,“象”构成“数”。所以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是以“象数之文”就是中国诗歌的形象。

 
 
在古代,不管你是诗仙诗圣诗魔诗鬼,都得在这“象数之文”下称臣。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现在我们管这“象”与“数”叫“体”了。没有古典诗歌这“体”,就不会有李白杜甫。李杜的才智恰恰因这“体”才能发挥出来。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想像力+结构”。没有结构,你再好的想像力也无的放矢。而在诗歌里这个结构就是“体”。对当下诗人来说,没有自己的诗“体”,没有自己的结构,这诗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但反过来讲,当代诗人的“体”,能不能表现古典诗歌传统的“象”“数”之“意”呢?也就是你的诗“体”,能不能象征宇宙观、世界秩序和体现华夏文明的哲学呢?这似乎和当下比较个性化的写作矛盾,但让我们仔细想想,难道所谓个性化写作,不也是在继承西方的诗“体”吗?在西方的诗“体”,和中国古典的诗“体”间,我们何去何从,如何将它们融合?这可能远不是把诗行中的一些句子,分成四言五言、或用上几句文言就可以解决的。这值得每个当代汉语诗人思考。
 
 
 
 
 
 
诗意,四达之门
 
 
 
残简,从天上垂了下来,等待与我们相连。
 
 
1994年,香港古玩界出现了一批盗墓出土的竹简,后被收购,现保存在上海博物馆。经鉴定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其中很多为孤本的战国时期古籍,其中一篇文章为《孔子诗论》,是之前从未发现的孔子论述《诗经》的文献,极具研究价值。在这篇文章的第四枚简上写着:“诗其犹坪(旁)门。”经整理,简上的字大致是下面这四种意思:
 
一:詩其猶平門▎與賤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有痡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
二:「《诗》,其犹旁门与?」「残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三:诗其犹平门与?戋民而※(裕)之,其用心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四:诗其犹坪门。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慽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现在我们了解到,由于历史的变故,时代的发展,字本身的演变,字的意义是在变化的。同样一个字,在古代可能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意思,(比如“思无邪”的“邪”字,当时应该不是“邪恶”的意思)很多字由于后世已经不再使用了,也就不清楚它当初确切的意思了,只能推测。这对理解古籍造成了很大障碍。试问,还有什么比让一个诗人看不懂他祖先的诗论更痛苦?给了你3200年前的甲骨文,又给了你看不懂的文字;给了你2300年前的诗论,却是残缺的竹简,似是而非的意义。就如同博尔赫斯说的,给了你一座90万册书的图书馆,又给了你黑暗。一种悲伤油然而生,再联想到人吞商史,盗墓燃简和太多对文物的破坏,不禁感叹为何岁月对华夏文明如此残忍!不过通过多名学者分析,“诗其犹坪(旁)门”,还是可以知道一个大致的意思的。

 
马承源:其义或为诗义理如城门之宽达。
何琳仪:简文意谓“《诗》之义理犹如宽广之门,由此登堂入室,从而达到与贱民同乐的目地。”
张金良:“旁门”,犹言“广门”。指的是《诗》广收博纳,如同大门一样。
廖名春:“旁闻”,犹多闻、洽闻,指《诗》内容繁富。
冯 时:谓《诗》之包及万事,犹如正对其门而立,故于人情世故无不见及也。
刘信芳:此“平门”乃孔子打的比方,用以说明《诗》是公众参与的文学形式。《诗论》之“平门”乃贵贱平等出入之门,是因为文学无贵贱。
周凤五:旁门,四通之门。《尚书‧尧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礼记‧聘义》:「孚尹旁达」《正义》:「旁者,四面之谓也」可证。简文谓读《诗经》可以周知四方之事,通达人情事理,犹四门洞开也。《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与简文相通。 
 
 
结合,《子华子‧大道》:旁行而四达。《子华子‧神气》:以旁行而塞于四表。以及《汉书‧地理志上》:旁行天下,方制万里。“旁”的意思,应该符合台大周凤五教授所言。不妨让我们再综合一下其他诗论:

 
 
《尚书‧舜典》:「诗言志」。《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礼记‧乐记》:「回邪曲直,各归其分」;可知回与邪相对,曲与直相对。那么“无邪”即是没有阻碍,不绕弯子;而“思无邪”,即是诗表达思想畅行无阻!而《文子‧微明》:「直志适情」,即整合「诗言志」与「思无邪」两个含意。亦如金斯堡《北京偶感》所言:「我写诗因为这是在六秒钟内或一生中表达心中任何思绪的最好途径」。但我们也明白诗歌的“志”,并不是平铺直叙、发泄情感的“直”,而是让“情”与“志”经历形式,格律、文质、风格、情操,主义的梳理之后的“直”。就像陶潜的诗,化技法于无形,却舒畅无比的“直”言其“志”。如同《老子》说的:「大直若屈(诎)」。而这就是:“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那么我们将「诗其犹坪(旁)门」,「诗言志」与「思无邪」三者合而为一,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形象:

 

 
这就是甲骨文的“德”字。是以:直行有德。那么“诗犹坪(旁)门”现在就可以这样理解:诗就像四通八达的大门,引导一个人的心智和情感,任你兴观群怨,任思想没有阻碍的表达;只要你有志向,不管你用理想奔向何方,你一定会穿过诗歌的大门。

 
 
孔子把诗歌比作:四达之门,这形象的比喻对今天的诗歌依然适用。因为今天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地理界限已不存在,网络已经到世界连接成一个村庄。物质极大丰富,而东西方多种思想也相互交织。这就像《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做为诗人,我们如何表达今天这开放的诗意,如何表达当下世界的多元状态?做为诗人,我们应该思索这个问题,并付诸行动。
 
 
 
 
总结:

 
儒、道、易、甲骨文和古诗,就是华夏文明的伟大传统,它们蕴含着华夏文明的大象。它们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和这个文明不灭的精神,它们是我们无价的财富。

 
 
这是一个充满形象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表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充满象征和象形的世界。我们的祖先是不是就是看出了这一切,领悟了这一切,于是发明了文字,并开创了华夏文明!是否先哲们不断地在著作中暗示着我们,要关注这世界之象,而他们愚蠢的子孙总自作聪明却久久无法理解?可我们也知道,甲骨文中有2/3的文字已无法解读。通过出土简帛显示,先秦初汉的著作很可能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汉学家夏含夷观点)。那我们将如何继承传统呢?但,是否我们伟大的先人知道,时代在发展,如果不知通变,就会走向灭亡,所以就不需要统一的版本,而让传抄者按自己的需要理解。是否我们伟大的智者们早就明白,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将遗失或被时光编辑的面目全非,所以他们只留下了原则和概念,让后人细心体会,这样即便出现抄写错误或行文顺序颠倒,后人也能领会其要领。这似乎是一定的。

 
 
孔子勉励我们要中庸,要致广大、尽精微,以诚为形致天下之本。老子指引我们看水中的智慧,大邦居下流,守雌才能为天下之谷,从而海纳百川。易经告诫我们天地也在不断变化,要想立于永恒就要适应世界的变化。商人选择了龟甲为记录媒介,让我们领略到华夏文明在约3500年前的盛况,让我们领悟历史的断裂和延续的图案。而古诗通变“象”、“数”,暗示了诗歌的本质,和当代诗人的使命。诗歌又像四达之门,引领我们认识世界的宽广与丰富,思想的深邃与多元。虽然今天我们不用再追求成为“天下的中心”了,但恰恰是这种追求才使得古老的华夏文明经历无数磨难延续到今天。

 
 
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郭店)。做为一名汉语诗人,我只愿与这些思想为方法,与这些思想同在,在这些思想中驰骋,那么我便是与华夏文明同在了。但这些思想又时时提醒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效世界之变化才能延续华夏之丰兆,保持开放和多元与世界会通才能构成华夏自身。儒道易、三者并不矛盾,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三个侧面。2500年前,它们一而分三,给人启迪。2500年后,它们也可三而合一,熔铸华夏之新精神,再次给人动力和智慧。它们依然是那样令人神往!守着甲骨文,守着这些文明最初的誓言,在文明交融的当代向开放的世界宣誓,展现中文的精髓,博大与创造力,这就是汉语诗人的“天命”,这就是我的追求。

 
 
120年前(1889-1919),同样是一个甲午年,中日战争导致满清王朝统治的结束。95年前(1919-1949),中国开始了新文化运动。65年前(1949-1979),中国结束战乱走向统一。35年前(1979-2009)中国迎来改革开放。诗歌空前的繁荣起来。而现在(2009-2039)在这个30年中,由于世界的大气候,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完全不同上一个30年,中国将真正融入世界,世界文明的秩序将因华夏文明产生深刻变革。这一文明的激荡过程,现在正在展开它宏大的乐章。非大智慧不能完成这场裂变,非大传统不能弥合东西方之对立。像35年前一样,诗人应该走上时代的前台,为变革立言。所不同的是,当时诗人所要做的是解放思想,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国内停滞的文化环境注入强心针。而今天诗人的任务则是贯通东西方之文明,重构华夏文明之传统,为新时代华夏文明发展确立创新模式。这比当年要更艰难,也更富于挑战。但今天诗人似乎被社会边缘化了。可在孔子的时代不就是如此吗?君不见《中庸》里,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是的,唯有汉语诗人继承华夏之大传统,才能开创新的汉语诗歌;也唯有华夏之大传统才能激励汉语诗人,永无止境地向高峰攀登!

 
 
执大象,就可以天下往吗?

 
 
或许“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一个诗人更应该做的。

 
 
我相信,我已做到了,诚。
 
 
 
201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