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夏主义诗歌
 
 
作者:程彬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旧华夏主义诗歌,即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它包括:
 
四言诗:源自周代“象天法地”的观点,象征四时与四方之意。
 
楚辞(六言诗):象征六合,在尚六的历史阶段,由屈原创立,尚六也是秦始皇建国的国是,贾谊在他的《新书》中有所体现。
 
五言诗:象征四时五行,由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论所开创,属于汉武帝的礼乐制度之一;由曹氏父子完善,之后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特点。
 
七言诗:对应四时北斗,由曹丕创立,与曹魏时代的建中立极的思想同步。
 
 
旧华夏主义诗歌,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数为形、以数为道”的理念,与周易的“象天法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言”象数思维。它也曾质文代变,属于古代华夏宇宙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的一部分。
 
 
但在1840年之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潮的进入,中国古代的“理想化宇宙观”被西方的现代思想所打破。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历程。为了让中国更好的与世界接轨,中文被西语语法化,又融入了大量日化汉字。随着中国的文化不断借鉴西方文化,中国确实迎来了一个文化繁荣的局面。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诗歌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旧华夏主义诗歌的形式,以无法表达新时代的文化与思想。而中国新诗采用英译体的诗歌形式,又无法展现中文的特点与华夏文明的精神面貌。中国诗歌的内容也越来越西方化,同质化也相当严重。以至于中文诗歌连长城、故宫、三峡、黄山都写不好了。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时期。不怪乎季羡林曾批评中国新诗的探索是一种失败。因为当代诗人没有找到一种即能表现中文特点,又能展现华夏精神的诗歌形式。
 
 
文艺复兴,是欧洲的一场“复古兴今”、“借旧立新”的文化运动,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复兴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并展开新的思考,它是人类进入了现代化历程的开始。很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都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是我们能否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程,而中国又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事实,在文艺复兴时代,新兴的欧罗巴文明拥有更先进的表现手段,但他们没有内容,他们必须借助中世纪宗教与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内容。与此同时,欧罗巴各民族的也在经历一场由拉丁文到用本民族语言完善的过渡期。所以如果按着民族性来说,他们“复兴”的不是本民族的内容!而在整体的现代化过程上,西方是先文艺复兴,再启蒙运动,是顺承的关系。
 
 
而反过来,中国的步骤是先启蒙运动,再文艺复兴。而华夏文明是有5000年的内容的,我们不缺少内容。中国的文艺复兴缺少的是一种表达形式。而这种表达形式要反映华夏文明的独创性,这种形式要从华夏文明的原创性中来。就像旧华夏主义诗歌一样,古诗的形式是有华夏的宇宙观和思想性的,是一个“集大成”的表现。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要文艺复兴,但表现形式不是原创的,却是从国外拷贝来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那怎么做呢?
 
 
1,中和
 
让我们回顾华夏文明的历史。华夏之初是由:北方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西方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中原文化。之后又融合了楚文化,西域文化,佛教,游牧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构成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文明共同体。华夏文明之所以屹立5000年仍生生不息靠得就是一个“和”字。包括中国的现行体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融合的产物。所以要搞文艺复兴,还得靠“中和”。而复兴的“和”一定是以“中”(中国)为“本”的。如果融合了半天,却把中国自身的创造力搞丢了,搞成了赝品。那就不是华夏的复兴,那就是华夏的灭亡,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2,借鉴
 
借鉴,是借经验以鉴。绝不能是拷贝。西方文艺复兴重构了中世纪宗教形象,如米开朗基罗画了《神创亚当》,难道我们借鉴文艺复兴,就是要也去画《上帝之子》吗?这种庸俗化的照搬不但无益,而且及其有害!西方人画上帝,我们自然要画孔夫子;西方人画圣母,我们自然画女娲;西方人画雅典学园,我们自然是画士大夫,画竹林七贤才是。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把孔夫子画得比上帝还好,把女娲画的比圣母还美,画出当代的风格,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3,传承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破旧立新不行。把旧都破了,新就立不起来了。传统是创新的土壤,传统是创新的支点。没有支点,阿基米德再聪明也举不起地球。没有土壤,大厦就没有基础可言。但问题是,如果不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那传统再好,也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绝对不能把传统当鸡汤读,那就庸俗了。四书五经、九流十家都是华夏的原创力量,是华夏文明最初的智慧。文艺复兴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与新的时代风格相融合,再创新篇。我们复兴的不但是艺术,也是哲学,也是智慧。但不是鸡汤!如果以为有鸡汤心理就算复兴了,那这复兴是庸俗化的,复兴是不会真正成功的。
 
 

4,变法

 

中国自古就有“法天地”,与变法两大传统。法天地即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周易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此“象天法地”之说,表现了华夏人追随天地万物发展的理念。所以周代四言诗象征四时,到了战国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更广阔了,就法六合,写出了楚辞。这就是变法,这就是与时俱进。而自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世界观被打碎了,中国不但了解了西方的科学,也明白了世界之广阔;而华夏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便随之解体,对应的五言诗也无法更好的表达现代世界了。而西方的诗体,又无法展现我华夏之创造精神。那么我们就需要变法。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圣人茍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现在华夏文明面对5000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格局合纵连横。怎样统御好华夏文明与西方欧罗巴文明为代表的世界的融合过程,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头等大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而一味法古,则脱离现实、无法创新;一味模仿西方,则让我中国诗歌变成西方诗歌之附庸,损失我华夏之精神命脉。而中文诗歌绝不能做模仿西方文学风格的二流角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歌必须变法,才能在新世纪的全球的大博弈中,保我华夏羽化而登仙,再创新千年的辉煌。
 
 
说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很好的变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五四时期的华夏文明现代化的任务,与当今时代的任务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五四时期,世界正属于全球化的“西方中心论”时代,而中国处于与世界脱节太久、百废待兴,急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发展自身的前现代化阶段。而当今,世界是处于后全球化的多元化多极化时代,文化的竞争已经成为各国博弈的一大手段,而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正处于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文学需要从模仿西方文学,转向确立自身的文化的独创性、经典性。此乃这次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我们要继承五四的变法精神,但不能拘泥于旧时代的方法手段,更不能陷在过去的固化思维中不能自拔。我们得从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寻找方法。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如果说历史上华夏文明,以天地为准则,以时代为变化;五言诗以四时五行为方法;这表明了一种语言、诗形式与世界的内在联系逻辑。那么当代的新华夏的诗歌,为什么不以今天的世界与华夏的融合状态为方法呢?当代世界之道是:多元一体;当代中国的道路为:改革开放。华夏的传统之道是:天人合一;中华文明的大道为:建中立极。而这四点,组成了华夏新的天地。它们之间的内在性,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应该结合的。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用孔夫子的道将这四道贯通,不就是华夏的理想状态吗?当今中国的社会既继承传统又谋求改革,既“中庸”又“开放”,那么今天的诗歌就应该“中和”,今天的诗歌就应该“开放”。
 
 

5,新华夏主义

 

形式是写作者的引路人与助产师。在我们谈及李白与莎士比亚的时候,他们可不是孤军奋战的,李白与古诗的形式、莎士比亚与十四行体,构成了并驾齐驱的态势,他们充分发挥了诗形式的表现力,才写出了不朽的诗篇。此所谓,伟大的形式造就伟大的诗人。今天我们要用“中为根本,和为达道”精神创造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将古代中文的特点,与现代中文的特点相结合起来;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与西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结合起来;将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与当代世界多元化的文化与思想结合起来,开创出一种属于当代中国特有的诗歌形式,即新华夏主义诗歌。
 
 
新华夏主义诗歌,以儒、道、易的华夏文明核心价值为法、为形式;要将中国传统的中和抱一、乾坤阖辟、建中立极、内圣外王的精神内涵;与对立统一,多元并存、开放包容,和谐有序的全球化的当代华夏追求融汇贯通;书写出东西合璧,天人合一的新时代的华夏风貌。而在历史上,赋与新兴的五言诗有很长的并行阶段。所以新华夏主义诗歌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会和“英译体”诗有一个并行期。而西方诗歌的形式,只要融入更多的中国内容,也能很好的发挥功能性作用。所以它们也是新华夏诗歌的一部分。
 
 
新华夏主义诗歌,上,要写出华夏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精神;中,要表现5000年中华文字之博大精深的魅力;下,要给予中华儿女以智慧与启蒙。新华夏主义诗歌,谋求的是将“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与中外启蒙思想相结合,以文载道,以文传道,以文兴道。让青年在欣赏诗歌同时,不但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了解了世界文明,不但领略到中文的创造魅力,也激发探索的热情;举一而反三,何乐而不为?
 
 
怎样鉴别新华夏主义诗歌,其实一目了然。作品里有没有新的华夏精神;有没有继承华夏的传统思想、底蕴;有没有运用华夏的智慧;有没有表现华夏的魅力;有没有华夏风格的独特性?一句话,有没有中国式的创造力,就标志着中文诗歌的价值性。李白说:吾志在删述。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没有玄奘取经的信念是写不好诗的;没有华夏创造力的中文诗是不值得写的;没有华夏精神的诗人根本不配写中文诗。
 
 
诗言志,歌咏言。而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荀子云:故赠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所以孔夫子的言,就是华夏文明最初的最美的志向;孔夫子的言,就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枢机。周易曰:乾坤成列,易在其中;而乾坤毁,易不可见。而今,这乾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华夏文明;这坤就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文明;我们要用中国的乾与世界的坤融合贯通,建中而立极、创造中国新的乾坤。所以让夫子的金玉良言,与祖国壮美的河山融合为一体,与世界文明合二为一;像米开朗基罗的《神创亚当》一样,让“天纵之圣”的孔夫子与我们相连,与当代相通,重建新华夏之轴心时代,就是当代士大夫的使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我的祖先程子曾与孔夫子“倾盖而语终日”,夫子称赞他是“天下贤士”;我的祖先程邈创造隶书,为中文的普及做出了无量的贡献;我的祖先“二程”开创宋明理学,成一代鸿儒,配祀孔庙。我虽不才,写诗已有18个春秋。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化的今天,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我希望能踏着祖先的遗志,凭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把我平生之所学献给华夏文明。展我中国诗歌的新风尚,弘我华夏之志,书我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便是我的理想,我的追求。


 

2016年12月